诚信营业执照案例(出租出借营业执照案例)

寻企业通过诚信经营取得成功的案例。

.秦末有个叫季布的人，一向说话算数，信誉非常高，他得罪了汉高祖刘邦，被悬赏捉拿。结果他的旧日的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惑，而且冒着灭九族的危险来保护他，缍使他免遭祸殃。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有一次，曾子的妻子准备去赶集，由于孩子哭闹不已，曾子妻许诺孩子回来后杀猪给他吃。曾子妻从集市上回来后，曾子便捉猪来杀，妻子阻止说：“我不过是跟孩子闹着玩的。”曾子说：“和孩子是不可说着玩的。小孩子不懂事，凡事跟着父母学，听父母的教导。现在你哄骗他，就是教孩子骗人啊”。于是曾子把猪杀了。曾子深深懂得，诚实守信，说话算话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若失言不杀猪，那么家中的猪保住了，但却在一个纯洁的孩子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

汉朝的开国功臣韩信，处幼时家里很贫穷，常常衣食无着，他跟着哥哥嫂嫂住在一起，靠吃剩饭剩菜过日子。小韩信白天帮哥哥干活，晚上刻苦读书，刻薄的嫂嫂还是非常讨厌他读书，认为读书耗费了灯油，又没有用处。于是韩信只好流落街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有一位为别人当用人的老婆婆很同情他，支持他读书，还每天给他饭吃。面对老婆婆的一片诚心，韩信很感激，他对老人说：“我长大了一定要报答你。”老婆婆笑着说：“等你长大后我就入土了。”后来韩信成为著名的将领，被刘邦封为楚王，他仍然惦记着这位曾经给他帮助的老人。他于是找到这位老人，将老人接到自己的宫殿里，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待她。

中国古代诚信故事皇甫绩守信求责

皇甫绩是隋朝有名的大臣。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难以维持家里的生活，就带着他回到娘家住。外公见皇甫绩聪明伶俐，又没了父亲，怪可怜的，因此格外疼爱他。

外公叫韦孝宽，韦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家里很富裕。由于家里上学的孩子多，外公就请了个教书先生，办了个自家学堂，当时叫私塾。皇甫绩；就和表兄弟们都在自家的学堂里上学。

外公是个很严厉的老人，尤其是对他的孙辈们，更是严加管教。私塾开学的时候，就立下规矩，谁要是无故不完成作业，就按照家法重打二十大板。

有一天，上午上完课后，皇甫绩和他的几个表兄躲在一个已经废弃的小屋子里下棋。一贪玩，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大家都忘记做教师上午留的作业。

第二天，这件事被外公知道了，他把几个孙子叫到书房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按照规矩，每人重打二十大板。

外公看皇甫绩年龄最小，平时又很乖巧，再加上没有爸爸，不忍心打他。于是，就把他叫到一边，慈祥地对他说：“你还小，这次我就不罚你了。不过，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不做功课，不学好本领，将来怎么能成大事？”

皇甫绩和表兄们相处得很好，小哥哥们都很爱护他。看到小皇甫绩没有被罚，心里都很高兴。可是，小皇甫绩心里很难过，他想：我和哥哥们犯了一样的错误，耽误了功课。外公没有责罚我，这是心疼我。可是我自己不能放纵自己，应该也按照私垫的规矩，被重打二十大板。

于是，皇甫绩就找到表兄们，求他们代外公责打自己二十大板。表兄们一听，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皇甫绩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私塾里的规矩，我们都向外公保证过触犯规矩甘愿受罚，不然的话就不遵守诺言。你们都按规矩受罚了，我也不能例外。”

表兄们都被皇甫绩这种信守学堂的规矩，诚心改过的精神感动了。于是，就拿出戒尺打了皇甫绩二十大板。

后来皇甫绩在朝廷里做了大官，但是这种从小养成的信守诺言、勇于承认错误的品德一直没有丢，这使得他在文武百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以真诚为骨

其实做文章也和做人一样，要以诚信为本。一位老作家写道：“写文章以天地为心，以真诚为骨。”他把真诚无散和为他写作的准则，他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呈现在读者面前，但求无愧于读者，更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现在有些人为了赚稿费，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扩大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就弄虚作假，胡编乱造地写一些文章。这其实是在欺骗读者，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欺骗。

晏殊信誉的树立

北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著称。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这两件事，使晏殊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而宋真宗也更加信任他了。

立木为信与烽火戏诸候的对比

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50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金。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中国。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妻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去。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五年后，酉夷太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虏。

一个“立木取信”，一诺千金；一个帝王无信，戏玩“狼来了”的游戏。结果前者变法成功，国强势壮；后者自取其辱，身死国亡。可见，“信”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郁离子》中记载了一个因失信而丧生的故事

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大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致。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100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帐了。他只给了渔夫10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渔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淦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淦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商人两次翻船而遇同一淦夫是偶然的，但商人的不得好报却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便会失去别人对他的信任。所以，一旦他处于困境，便没有人再愿意出手相救。失信于人者，一旦遭难，只有坐以待毙。

季布“一诺千金”使他免遭祸殃

秦末有个叫季布的人，一向说话算数，信誉非常高，许多人都同他建立起了浓厚的友情。当时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斤”的由来）后来，他得罪了汉高祖刘邦，被悬赏捉拿。结果他的旧日的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惑，而且冒着灭九族的危险来保护他，缍使他免遭祸殃。一个人诚实有信，自然得道多助，能获得大家的尊重和友谊。反过来，如果贪图一时的安逸或小便宜，而失信于朋友，表面上是得到了“实惠”。但为了这点实惠他毁了自己的声誉而声誉相比于物质是重要得多的。所以，失信于朋友，无异于失去了西瓜捡芝麻，得不偿失的。

李勉是唐朝人，从小喜欢读书，并且注意按照书上的要求去做。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培养出了诚信儒雅的君子风度。

他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从不贪取不义之财。

有一次，他出外学习，住在一家旅馆里。正好遇到一个准备进京赶考的书生，也住在那里。两人一见如故，于是经常在一起谈论古今，讨论学问，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这位书生突然生病，卧床不起。李勉连忙为他请来郎中，并且按照郎中的吩咐帮他煎药，照看着他按时服药。一连好多天，李勉都细心照顾着病人的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可是，那位书生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地恶化下去了。看着日渐虚弱的朋友，李勉非常着急，经常到附近的百姓家里寻找民间药方，并且常常一个人跑到山上去挖药店里买不到的草药。

一天傍晚，李勉挖药回来，先到朋友的房间，看见书生气色似乎好了一些。他心中一阵欢喜，关切地凑到床前问：“哥哥，感觉可好一些？”

书生说：“我想，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可能是回光返照，临终前兄弟还有一事相求。”

李勉连忙安慰道：“哥哥别胡思乱想，今天你的气色不是好多了么？只要静心休养，不久就会好的。哥哥不必客气，有事请讲。”

书生说：“把我床下的小木箱拿出来，帮我打开。”

李勉按照吩咐做了。

书生指着里面一个包袱说：“这些日子，多亏你无微不至的照顾。这是一百两银子，本是赶考用的盘缠，现在用不着了。我死后，麻烦你用部分银子替我筹办棺木，将我安葬，其余的都奉送给你，算我的一点心意，请千万要收下，不然的话兄弟我到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

李勉为了使书生安心，只好答应收下银子。

第二天清晨，书生真的去世了。李勉遵照他的遗愿，买来棺木，精心为他料理后事。剩下了许多银子，李勉一点也没有动用，而是仔细包好，悄悄地坦在棺木下面。

不久，书生的家属接下李勉报丧的书信后赶到客栈。他们移出棺木后，发现了陪葬的银子。都很吃惊。了解到银子的来历后，大家都被李勉的诚实守信不贪财的高尚品行所感动。

后来李勉在朝廷做了大官，他仍然廉洁自律，诚信自守，深受百姓的爱戴，在文武百官中也是德高望重。

梁国志教子

梁国志是清朝乾隆年间人，他从小就聪明好学。可是他家里很穷，父亲想让他放弃学业，做些小生意来养家糊口。梁国志为此苦苦哀求父亲，让他再读几年书。街坊邻居见了，也觉得梁国志不读书太可惜了，就帮着说情，有的还愿意帮他出学费。父亲也盼着将来儿子能有些出息，家里日子就好过了。于是就答应让他继续学习。

村子里的乡亲们都是忠厚老实的人，心肠很好；虽然都不富裕，还是经常帮助贫困的梁家。全村的人都盼望着梁国志将来能出息，好给他们村子争争光。小国志知道，自己一定不能幸负乡亲们的期望，学习也就更加努力了。

由于梁国志从小就在这样一个和谐友好的环境下成长，他从小就形成了善良、诚实、正直的品格。

公元1741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国志就中了举人；二十四岁那年，他又中了头名的状元。梁国志在朝廷当了官以后，不忘家乡父老，经常用自己的俸银为乡亲们办事。无论在哪里当官司，他都替老百姓着想，受到老百姓的好评。

梁国志不但学问高，人品好，而且还擅长书画，谁要是得到的书画作品，都当做宝贝收藏起来。他的儿子受他的感染，很小的时候就对书画产生了兴趣，吵着让梁国志教他画画儿。

一天，儿子又拿着画笔来找父亲，还弄得满脸都是墨汁。梁国志见了就想笑，帮儿子擦了擦脸，然后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学作画之前，要先学会做人，没有人格的永远也不会成为优秀的书画家。”

儿子抬起幼稚的小脸，很疑惑地问爸爸：“画画儿就画画儿呗，和做人有什么关系？”

梁国志说：“一个真正的画家，是用心在画，而不是用笔在画。如果你是一个诚实、正直的君子，你的画也就会充满正气，让人一看就觉得充满灵气。”

儿子眨眨眼睛，好像还不是很懂，于是梁国志就讲了宋朝有大奸臣秦桧的例子。他说：“秦桧其实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书法相当好，可他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品行十分恶劣。他死了以后，人们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咬牙切齿地骂他，没有人愿意收藏他当时留下的书法作品，都认为留着他的字会带来灾难，他的作品不是被撕毁后仍到粪坑里就是让人用火烧掉。他的字现在留下的已经很少了，人们讨厌他的字其实是讨厌他这个人。”

儿子点点头，好像听明白。梁国志又说：“诚信是做人的第一步，不说谎话、讲信用的人，才会挺起胸脯光明磊落地作人。”

儿子听了，牢记父亲的教导，一生坚守诚信的品格，后来他真的成了当时很受人尊敬的著名画家。

营业执照上的期限到了，不办理任何手续，会有什么结果？

从一案例对营业执照的营业期限的分析

某工商机关于2008年3月受理了一个企业延长经营期限及补检上一年度年检的申请，该企业为一液化气有限公司，经营期限为2003年4月至2007年4月，以前该企业的资质为建设部门颁发的临时资质，所以没有参加2006年的年检，直至2007年8月该企业取得了正式的资质许可。在2008年1月该企业被工商机关以超期为由为由进行了处罚，并要求企业在限期内进行补办。

该工商机关受理后，以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不予受理，后来该企业不断上访，经法制科会同登记科及省局法制处商议的意见，决定依据行政许可法第50条的第1款的规定，驳回请求，该企业不服认为依据公司法的规定经营期限为企业自主行为且我已经被工商部门进行了处罚，应该为我办理相关手续，虽然没有参加2006年度的年检，但我现在各种审批手续齐全，登记机关没有理由要吊销我的执照。现在此问题也没有了结

分析从上述案例，应该基于以下认识：

一、基本的法理制度

不同的市场主体的登记事项均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事项，而其它的下位法均不能对其进行规定；根据是否在营业执照上载明，可分为营业执照（法定证明文件）载明的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书（法定登记文书）载明的登记事项；营业期限或者经营期限是否作为法定的登记事项，根据不同的主体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明确规定为登记事项的，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把“营业期限”规定的公司的登记事项，《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把“经营期限”规定的非公司法人登记注册的主要事项等，二是章程或者协议应当或者可以约定营业期限的，如外资法（合资、合作属于应当约定的范畴，合营属于可以约定的范畴）、合伙法（可以约定合伙期限）、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登记时应在相关的地方载明，三是既不属于法定登记事项也不属于约定的事项，而是属于可自行申报或者便于监督管理进行登记的事项予以核定的，如个体、独资等。

二、区别的关键所在

首先，《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公司的登记事项“营业期限”和《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不是等同的概念。企业的营业期限是该企业合法存续的期间，营业执照上的营业期限不应根据前置许可的有效期限核定，也不应该根据前置许可的有效期限对营业执照的营业期限变相设置成为营业执照的有效期限；并且前置许可的有效期限一般是法定的，即是由法律、法规或者细化的规章明确规定了有效期限的，一般规定为3—5年，但也有临时和长期的；而作为不同类别的市场主体，最终获得主体资格的行政许可即营业执照的经营期限或者营业期限，纵观相关的所有市场主体法均没有明确规定，即主体资格的许可的期限不是法定的，而是由投资人在有关章程或者协议中约定的，或者在登记时结合自己的情况自行申报的期限，或者行政机关便于监督管理结合管理习惯自行核定的期限，这是主体资格的许可和其前置许可最大的区别之处。

其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公司的登记事项“营业期限”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的非公司法人登记注册的主要事项“经营期限”也有一定的区别。对前者，虽然规定为8项登记事项之一，但是在变更登记的专章中，仅没有对营业期限如何进行变更登记作出具体规定，更没有对营业期限的变更登记的具体情形进行列举或概括列举，由此可以说明，在一般情况下，只有章程约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才可产生营业期限的变更登记问题，而前置许可的有效期限届满不是执照营业期限届满的充分条件。对后者，《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为应当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在《企业年检办法》中对公司法人和非公司法人进行审查的主要事项就可知道，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区别。

再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公司的登记事项“营业期限”和《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营业执照有效期”也是不同的法律概念。营业执照有效期至今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规进行明确规定，只是为今后立法预留一个空间而已，目前没有法律实践上的意义。这不是强辩，也不是语义的混同。同时，国家局相关的行政解释也有明确规定，企业营业期限届满没有申请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工商部门应该责令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对拒不办理的，才应依法处罚。

另外，前置许可虽然有效期届满，但是没有被前置许可机关依法注销，其效力应该待定，在此不再深究。

三、期限的自治性质

非公司法人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专门有经营期限的条款进行规定，而《公司法》中却没有营业期限的规定，且在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中也不是规定的必须载明的事项，但在其条例中却明确规定为八项登记事项之一；公司登记条例关于登记事项“营业期限”的概念，是指公司成立日期至公司终止日期这一期间，成立日期就是设立登记时执照的签发日期，终止日期就是注销登记的日期，但是在公司的八项登记事项中，对其他登记事项都有进行变更登记的法条进行明确的规定，而只是没有营业期限的变更登记条款，为什么呢？这说明公司的营业期限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是否约定营业期限？约定多长的营业期限？是否约定改变营业期限？不需要公权力的干涉，是否继续经营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由公司自己决定后，办理营业期限的变更登记进行续期即可。

四、案件的性质认定

首先，先前营业执照的营业期限核定为2003年4月至2007年4月，其依据是什么？是前置许可核准载明的期限？是章程约定载明的期限？还是工商机关根据管理习惯核定的期限？不同的情况对其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登记采取不同的程序息息相关。对第一种情形，如果其前置许可有效期届满或者被吊销、注销，企业应申请营业期限的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否则，应以不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论处，因为注销前进行清算，登记机关依法是可以知道的；对第二种情形，企业权力机关或者有权人可修改章程或者协议变更营业期限，并申请营业期限的变更登记，否则，也应以不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论处；对第三种情形，其实质是行政机关的一种监督管理方式，有一定的效力，对个体和非公司企业法人可以不服从监督管理论处，但是对其他主体好像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依据。

其次，公司执照上载明的营业期限终止日期为2007年4月届满，企业应该参加2006年度的年检而没有参加有错，2007年8月该企业取得了正式的资质许可应该及时补检而没有补检也有错，这些错误被行政机关于2008年1月发现，并予以了处罚，但是是怎么处罚的？无论上述何种情形，只要工商机关以《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或者相关实体法认定为无照，并进行处罚，都似有不妥。如果办案机关定性为无照经营，则堵死了补检和变更的路，自然其后的结果就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办案机关以未参加2006年度检验和未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处罚，则补检和进行营业期限续期的变更登记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关键是办案机关选择了何者进行处罚？选择的是否正确？个人认为选择前者是错误的。

五、把握的三项原则

综上，纵观本事件全过程，登记机关的行为不符合企业便捷设立和低成本设立原则，同时又有违政府诚信原则。到目前为止，企业被处罚了，又没有做出吊销的行政处罚，又不能再对同一行为作出第二次处罚，同时又不能加重处罚。2006年度、2007年度年检又不给补检，企业至今又没有申请注销登记。并且，生效的处罚决定要求补检，工商机关（办案机构）已经给企业指出了怎么办,但是工商机关（登记机构）又不许企业这样办，怎么能出尔反尔呢？难道系统内部的矛盾需要外部的当事人为此埋单吗？严重有违政府诚信之原则。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外，假使企业注销了，再走设立登记程序，一是不利于债权债务的处理，二是重新设立存在法理上的困难，如果使用原企业名称，不能及时核准，且无论如何，前置许可上的企业名称随着营业执照的注销已不能独立存在，但是其前置许可又依法有效。如果在工商机关另行核准一个名称，当事人凭新名称在没有设立登记前向前置许可机关申请前置许可的变更登记，法律又没有规定。一般原则下，营业执照部分载明事项的变更登记是以前置许可的变更登记作为其变更登记的前提条件，如果前置许可不进行变更登记，那么作为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就不能核准，也就设立不能。

至今，企业的违法行为必须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吗？既不能补检，又不能续期，也不能设立，把此企业弄得既上不了“天堂”又下不了“地狱”，就这样生死不能悬在半空中吗？是让它“风化”还是让它“蒸发”？这样也有违企业便捷设立和低成本设立之原则，也不符合当前鼓励创业和增加就业的政策。

总之，不论是什么领导也不论是什么机构，不能只求行政合法性这一形式正义，还必须深刻理解行政合理性这一最重要的实质正义，深入实践中的法律，践行在法律中的实践，这才是有灵魂的法律，这才是有人性的法律，这也才是依法行政的最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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